李元松先生撒手西去，轉眼之間一年了。前不久，華敏慧女士來電告知，要在元松先生圓寂一周年的時候編輯出版一本紀念集，囑我抽空為文。在元松先生的驟然辭世加給人們的震撼和哀痛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漸次紓解的此刻，我很感謝華女士的建議，這個建議使我得以沈下心來，在記憶中搜尋和他交往的吉光片羽，再度品味人生中一段難得的經歷，乃至有所啟悟，有所默應……
元松先生身上給我印象最深的品格是「真誠」。我想，真誠，是他交得到那麼多朋友、特別是大陸學界朋友的主要原因，也是他能夠吸引那麼多「現代禪」同修聚集在他周圍，而且使他們最終以他的旨歸為旨歸的主要原因。這種真誠，我是在他的問學和待友當中實實在在感受出來的。
第一次見到元松先生是一九九一年的六月十九日，老朋友藍吉富教授帶他來我們研究所拜訪，和佛教研究室的各位同仁座談。中午，當時的所長孔繁教授還設宴款待了他們。座談和宴會時都說了些什麼，我已經淡忘了，記住的只有其時三十四歲的元松先生的英俊瀟灑和他謙恭求教的態度。他好像很少發言，有關「現代禪」和元松先生本人的情況，藍教授說得更多，他自己則始終在傾聽、在思索，似乎要把每一位學者的看法一點不漏地吸入腦海，變成對「現代禪」的理論和實修有所助益的養分。他的樣子，完全像一個初列門牆的學生，沒有一絲「教團創立者」的倨傲或自負。其實，就在當時，他已經不但是「現代禪」的領袖，而且已經是《與現代人論現代禪》、《經驗主義的現代禪》等七、八部作品的著者，讀過那些書的人，無不為元松先生用功之勤、悟性之高而欽羨不已。
元松先生在他的《現代禪叢書》大陸版序言中這樣說到他的這次北京之行：「此地的學者、出家人和學佛朋友，他們的性格生命力、理性思辯力都是我在臺灣這二十幾年幾乎前所未見的紮實、堅韌與細密！」我想，這種體會，是他真性情的流露，也一定是他後來那樣尊重與他交往的大陸學人的心理原因之一。
從一九九一年的第一次見面，到和他第二次見面，當中隔了十一年的時光。這期間，元松先生偕「現代禪」教團轉入潛修，可是他和「現代禪」每出一本新著，我依然有幸能在第一時間獲贈，先睹為快；我書房掛曆上「現代禪」藝術家小魚先生質樸靈動的畫作，經常給我賞心悅目的享受。元松先生和他的「現代禪」，雖然低調融進了臺灣熙熙攘攘的社會人群，「神龍見首不見尾」，但從來沒有離開我和一切關心「現代禪」經驗的大陸學人的視野。一九九五年到二○○一年，我六次到臺灣，都不曾與元松先生聯繫，但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他是否已經不記得我們一九九一年時的初交，我甚至感到，我們之間的心靈對話從來沒有因為時空的睽隔而略有中斷。其原因，當然在於元松先生和「現代禪」教團的活動反映了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居士佛教」和「人間佛教」的理念與實踐發展到當代臺灣社會的一種表現樣式，這是關注中國佛教現代化進程的每個學者都不能不感興趣的，同時，也在於元松先生個人的魅力是那樣的讓人無法忘懷，以致時間越久，他的形象卻顯得越加鮮明。
第二次見面的津梁仍是藍吉富教授所賜。二○○二年十二月，我們研究所的前輩學者郭朋老先生到臺灣探望他上世紀四十年代在漢藏教理院的恩師、當代中國佛學泰斗印順法師，我奉命隨行，敬陪左右。元松先生剛好在二○○一年四月皈依于印順法師座下，從藍教授那裏得知郭朋老先生來台的消息，當即力邀郭老到中觀書院為「現代禪」同修講述與印公的師生情誼。十二月十七日，我們來到象山社區。中觀書院內外，鞭炮齊鳴，歡聲雷動。「現代禪」同修濟濟一堂，聆聽了郭老感情真摯地回憶六十多年以前與印順法師在一起的日子，說到動情處，郭朋先生幾次哽咽失聲，元松先生和在座的人一道，難以抑制的熱淚奪眶而出，全場沈浸在感念印公恩德、讚佩師生親情的濃重氣氛中。爾後，元松先生做東，款待我們幾位大陸客人。席間，他果然敘及一九九一年時與我的第一次相見，念念不置那次的收穫。我和他聊著共同認識的舊雨新朋，聊著兩岸之間的各種變化，好像不是十幾年未曾謀面，而是彼此早已稔熟、經常互通音問的老友。元松先生向來善飲，但據稱當時已節制多日，由於我們的到來，他一次次為印順法師、為郭老先生、為我們時隔十一年後的重逢乾杯，舉杯即罄，不知喝了多少。郭老是我們研究所公認的「酒仙」，那天，美酒的芳香和元松先生的豪氣沁入了每個人的心脾，我覺得他喝出了一份酣暢淋漓的好情緒，並就此與元松先生結成了忘年之交。
十二月十九日，我們離開臺灣返回大陸。元松先生用自己的車子載郭老和我去桃園機場，他坐在副駕駛位上親自相陪相送。一路上，他不斷感謝郭老在中觀書院的教導，並抓緊時間提出了一些佛學方面的問題向郭老請益。他問到莊子對禪宗的影響，郭老認為莊子道在涕溺的觀點與禪宗的思想和表述方式肯定是有關係的，元松先生拿出紙筆，在晃動的車上一筆一劃地記下了郭老引用的《莊子》原文。這時，我想起龔自珍的兩句韻文，隨口念出來：「烈士暮年宜學道」，「才人老去例逃禪」；元松先生如遇電光石火般渾身一振，大聲說：「再講一遍！」然後立刻又記在紙上，滿臉的興奮之情。一直到機場，他還幾次重覆誦讀這兩句話，也許，龔定庵的感慨引動了他內心的某種共鳴，又有誰知道，他是不是感到了「烈士暮年」、「才人老去」的陰影正在悄悄爬進自己的「宿命」。
二○○三年三月，我參加印公百歲壽誕紀念研討會，第八次來到臺灣。三十一日，在台中華雨精舍拜見印公時，再一次見到了趕來為導師祝壽的元松先生。他虔誠地向印公頂禮，旁邊的相機留下了他和導師在一起的燦爛笑容。元松先生的笑總是非常開心的樣子，沒有一點虛假，沒有一點矯飾。他的笑具有很強的感染力，一旦他開懷大笑，所有的人都會和他一起高興，一起歡樂。這樣開懷大笑的機緣，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並不是總能碰到的，但在和元松先生交往的日子裏，我卻時常笑得像他那樣開心，那樣輕鬆。四月六日晚上到九日早晨，我生平第一次應邀在元松先生的「現代禪」象山社區「掛單」，同去的還有復旦大學王雷泉教授和江南大學鄧子美教授。七日晚間，元松先生設宴招待我們，同席的還有我的好友、「新儒家」才子林安梧教授，佛教文獻學家林光明先生和佛教史學家闞正宗先生。元松先生又一次展示了他的海量和豪情。他的笑容像陽光，把每個人的心胸照得澄明通透。大家酒酣耳熱，興猶未盡，離開餐館，又相約回到「現代禪」活動室同唱卡拉OK。一首首民族歌曲、流行歌曲的熟悉旋律，從兩岸朋友們的心底裏流淌而出，和諧而優雅，充滿了活動室每一個潔淨的角落，嫋嫋餘音，飄蕩在象山社區的夜空。我們鼓掌，彼此喝彩，我們歡笑，惺惺相惜。攝像機攝下了這段難得的場景，第二天，我就拿到了錄好的光碟。與元松先生的最後一次歡聚，連同他那孩子般清澈的音容笑貌，就這樣被銘刻在這個世間的小小一隅，被投射到茫茫無盡的時光隧道之中。他同時送給我的，還有請小魚先生書寫的一幀書法，文曰：「面冷心熱，深動我心」。我確實是一個比較拘謹的人，但對友情的重視多少受到古人之風的薰染，元松先生可謂一語道破我的性情，可謂知我愛我者也！我不禁緊緊握住他的雙手，良久，良久。
四月九日一早，又是一番熱烈的握手作別之後，我經過幾乎空空蕩蕩的桃園機場、香港機場，回到了籠罩在SARS夢魘下的北京。何曾想，與元松先生此一分袂，竟是人天陌路，生死永訣！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我在北京接到江燦騰教授電話，得知了元松先生于十日示寂的噩耗，當時的震驚和痛惜，簡直無法言表。十四日，我應昭慧法師主編的《弘誓》雜誌之約，寫了《元松先生，一路走好！》，走筆時，思緒紛亂，不知所云，文中所謂「釋然、嗒然、寂然、木然，……」正是我複雜心情的描述。當時我正準備第九次赴台，所以我在文中期待：「如果可能，當再至象山社區一行，追念元松，以慰遐思。」終於，十二月三十日，我如願以償，第三次來到象山社區，那已是元松先生現出家相安詳捨報的二十一天以後。中觀書院裏，原來的「現代禪」同修齊聲誦念佛號，場面莊嚴肅穆。華敏慧女士引導我向淨嵩法師（元松先生出家法號）之位上香、鞠躬，那裏沒有元松先生的遺像，但我分明感到他就在那裏，仍是那樣目光明亮，笑聲爽朗，仍是那樣把酒臨風，豪氣干雲，仍是那樣虛懷若谷，求知若渴，仍是那樣敦厚篤實，平易近人。我心裏呼喊著：「元松，我來了！我來看你了！」淚滴止不住滑過了面頰。直到走出書院，這心頭的呼喊仍然聲聲不息，口中，卻久久無法言語。
回到北京，我不敢把元松先生圓寂的事告訴郭朋老先生。二○○四年的六月三日，郭老也離開了我們。我覺得，他是帶著對所有晚輩──其中包括元松先生的期望──離去的。不曉得他在另一個世界裏是不是又邂逅了元松先生，不曉得他們是不是又在俯瞰紅塵、暢敘莊禪？他們都是以真性情待人之人，而世間真性情人何其難得，後死如我者，是多麼想再與他們共飲一杯啊！
當初，剛剛知道「現代禪」全體同修歸心淨土，我腦際曾經掠過一絲「現代禪」彷彿隨元松先生走進了歷史的惆悵，而當快要寫完這篇小文的時候，我忽然意識到，元松先生的精神從來不曾死去，歷史就是由許許多多像他這樣的人的精神書寫而成的，因此，歷史是有生命的，是永遠鮮活的。一個人，一個教團，甚至一個具體的宗教，都會有從世上消失的一天，但生命的真諦，如同元松先生帶給人間的真誠一樣不會消失。於是，歷史不會中斷，我們和元松先生的精神聯繫也不會中斷。我們將這樣和元松先生一起得到永生。
「元松先生，伴我們一路走好！」這是何等令人慶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