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佛人李元松老師
不是逢人苦譽君，亦佛亦俠亦溫文 ──記與李元松老師的一段情誼 俞國基 （《自由時報》執行副社長）發佈日期2004/12/31
「李元松老師昨天去世了」！是董雲霞打電話告知的噩耗。
真是晴天霹靂！怎麼可能？才幾個月前，他還來舍間探看我開刀後的病體，人生無常，也不致如此吧！然而當靜下來回顧老師與我論交十餘年來的點點滴滴，總覺得他的生命深處似乎蘊藏著無盡的悲壯情懷，隨時都準備以蠟炬成灰的大願，去照亮佛法，去照亮在黑暗中摸索的弟子，如今蠟炬終於成灰，雖然噩耗來得如此倉促，想到李老師乘大願而來，成大願而去，也算不虛世間這一行了。
惟生死畢竟是人生大事，以李老師深湛的佛學修養，對生死之際的思考，應也有一些可供尋跡的雪泥鴻爪。記得不止一次，在我與李老師的聚會中，曾被問及兩、三次在手術台上的心境與感受。我除了詳述手術麻醉的過程外，也談及術前面對生死的不確定，以及術後醒來時的慶幸重生的種種心境，李老師一直都在靜靜的聆聽，不發一語；我想他是以一位修行者的眼睛來打量一位凡夫在面臨生死大關時心念的微妙起伏，在他靜默以對的嚴肅眼神中，我感到他內心中有很多的感觸，也有心弦的震盪。我不敢妄言他對生死問題的思索是否就是他由禪轉淨的契機，至少我們在此後相聚的場合中聽過他一些「厭離」的談話。
談到他由禪轉淨的因緣，其實我在初識李老師時，就曾請教過他對淨土的看法。他的答覆一如他一九九八年二月出版的《阿含．般若．禪．密．淨土》一書所寫：「彌陀法門在教理哲學方面，比起阿含般若禪，無可否認是更為疏漏，不過就修證解脫而言，重要的並不在於理論有多麼嚴密精深，而是在於實踐。……我覺得虔誠修習彌陀法門的人，他們在解脫境的實際造詣往往更勝於許多修習中觀、密教、禪宗著有盛名的宗教師。」但他當時對淨宗仍持著「中立」的意見。他說：「對於念佛是不是可以往生，平心說，這世上有誰知道呢？但是我自己還是想到就會念佛，並且也經常勸人念佛。」儘管他強調「未知」論，很顯然，這時的李老師的思想中，「念佛往生」已有萌芽生根的跡象。在同書中，也對他自名為「信佛人」作了註解。他說：「我之所以信佛，過程是迂迴漫長的……佛，看不見，如何相信祂呢？佛經，雖說是佛說的，可是誰能提出確鑿的證據呢？……為它傾盡一切，值得嗎？有必要嗎？類似這樣的疑惑，隱隱約約蟄伏在心中很長一段時間，而在廣泛與人接觸，閱歷不同的社會百態，以及幾乎沒有間斷的靜坐、思惟、反省、觀察之後，如今我不再猶豫，對於佛法，我矢志：盡形壽、獻身命、信受勤奉行。」
很可惜，李老師由禪轉淨的過程，由於他的猝逝，未能留下更多信仰與佛理上更詳盡的文字記錄，只能根據他上述若隱若現的足跡，探索他體悟人世虛幻與佛法善信，以致步入淨土殿堂的道路。但是，他與基督教的一段因緣，或許更能為他的皈依淨土尋繹出一些更多的線索。
我本人生長於基督教家庭，從小親炙基督教聖經與禮拜儀節，因而偶與李老師談及基督信仰與佛教之間的異同比較時，我個人認為基督教之精義在於信仰與救贖，在「現代禪」出版《佛教與基督教信仰的交會》一書不久，我曾致函李老師，特別論及「救贖」在基督教中之重要性，並指出「信佛人」（李老師）與俞繼斌牧師的對話中，對信仰的部份著墨甚多，而竟未及於「救贖」的教義。李老師的回函未答覆我的問題，仍就他的「感動」說了不少的話。他的「感動」，當然是從俞牧師的信仰熱忱而來。李老師說：「俞院長給我的啟發是非常震撼的！其中引起我內心無限歡喜的是『因信稱義』這四個字。因為信仰才可稱為義人。『因信稱義』，『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祂必興起，我必衰微』，這些精要的福音，真是令人感動，會讓人流淚，會讓人從內心深處湧現出對至高者切不斷的、永恆懷念的力量……我和基督信仰是有著深厚共鳴的。」李老師文中所指的「至高者」，他亦有很深刻的解釋：「我不曉得至高者的名字是不是一定要稱為上帝……在我心中，我對至高者的信仰是任何外力所無法割離的。」我相信李老師一定從基督教義中體悟到佛法在某些深層的地方與基督信仰有著共通之處。我不敢確切的說，李老師將「上帝」與「佛」並列為「至高者」，同時也將心中對「至高者」的信仰轉化成對「念佛往生」的信仰，但我至少敢確定，他與俞牧師的深切對話，可以演繹出他由禪轉淨的心路歷程。
回頭想想，我與李老師以及現代禪的交往，是一段頗為奇特而曲折的經驗，我不是佛教徒，也不從事禪修；我的出身背景、所從事的職業與李老師都迥異其趣。大約是一九八九年秋季，由藍吉富老師介紹初識李老師，相談之下，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他說話條理分明，用字遣詞精確而絕無枝蔓之贅；（二）能深入把握對方的問題，並在細思對方的意旨後，再作周延而令人滿意的答覆；（三）有一股懾人的氣勢，眼神中傳達出一份灼熱而又親切的情感。嗣後再讀他不少有關禪學的著作，更不得不讚歎他探微抉疑思考的細緻，以及文字的優美生動，我曾當面稱讚他的文章清深淵雅，揉合了才人的風華，學者的積養，菩薩的襟懷，以及俠者的氣勢，自成風貌。即使是極深的談理論義文章，讀來一如行雲流水毫無礙滯。如果他從事創作，必將獲致文宗詞匠之譽，他聽後微笑頷首，頗有當之無愧的氣勢。
我們每次的聚會，除了聆聽他談禪論道之外，當然也會涉及一些俗世的政治、財經、社會、甚至一些男女戲謔性的話題。談笑間，我雖較有發揮的餘地，但大部分時間還是他在發表卓見，由於他的洞察力及思考力，往往有獨到的過人之見，我們的談話與友誼便是這般累積起來。
深一層探究，友誼的建立，不止是價值觀念的契合，不止是吃喝玩樂的氣味相投，也不止是朋黨比附，而是能肝膽相照，俠義相交，如此才能生死以之，友愛長存。李老師日常在禪修佛法之外，最喜掛在口邊稱讚的人物乃是金庸筆下《天龍八部》中的主角喬峰。這位帶有悲劇氣息的人物，可以稱得上是俠之大者，大英雄、大豪傑，千里誦義，死不顧世。我深信，金庸的武俠小說對李老師的生命價值有極為深遠的影響。他在剖析人間群像時，往往不經意好以金庸筆下形形色色的人物作類比，而他最嚮往的俠者，便是喬峰。因此如果細察李老師的為人處世，待人接物，以喬峰擬之，似可得其神髓。
他這種先天性的俠義精神，加上他在佛學浸淫中修持的心得，使他的人生態度一方面具有如佛的慈悲心，一方面具有俠義的胸懷。記得龔自珍有一首詩：「不是逢人苦譽君，亦狂亦俠亦溫文。照人膽似秦時月，送我情如嶺上雲」。將這首詩略改為「亦佛亦俠亦溫文」來形容李老師，不知李老師身在西方，以為然否？司馬遷為俠者所下的定義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這不就是李老師真實的寫照嗎？尤其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這句話，更可作為李老師俠義人格的註腳。我敢直言，凡李老師的弟子及友人（包括我在內），無不在阨困之時、緩急之際，受過李老師的豪俠之助。此所以為其弟子者，無不事之如父母，為友人者，無不剖心待之如兄弟。
李老師逝後，我曾向一位友人感嘆地說，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真正失去了一位知己的好友，與其說是傷感，不如說是失落。我常常自忖，與李老師相較，我年長甚多，然生死無序，幼者先亡而長者後逝。家中尚存有一瓶李老師相贈的陳年香檳，我原望不日可邀約二三好友與李老師共飲，如今人去酒在，但願有一天我們能在天堂相聚，把酒敘舊吧！